近日，性交视频 孙晓副教授作为唯一通讯作者，与合作者的研究论文“Agroecosystem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hina: Spatial heterogeneity, trade-off relationships, and driving mechanisms”在地球科学研究领域国际知名期刊Applied Geography发表。

农业生态系统在为人类生存提供多种必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向服务。全球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近程加快导致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增强，例如过度使用化肥等农业实践已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包括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退化和气候变化，由此引发的水资源短缺也是当前最紧迫挑战之一，农业用水量占全球年用水总量的70%以上。同时，社会发展对全球各地的粮食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农业资源的严重空间错配导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因此，粮食生产、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为了应对上述挑战，需要对农业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战略性重构，并系统削减农业生态负服务，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途径。

为了深入解析生态敏感和集约化农业区域的农业集约化以及人类活动如何在产生生态效益的同时引发生态代价，本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聚焦两个关键科学问题：一是在大尺度背景且融合丰富局地信息的基础上，农业生态系统服务（AESs）与负服务（AEDSs）的空间特征及交互作用机制是怎样？二是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如何在空间上单独以及交互影响AESs与AEDSs的权衡协同关系？

本研究选取了京津冀地区12项典型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AESs）和农业生态系统损害服务（AEDSs）指标，并采用生物物理模型进行了空间定量评估。随后采用均方根偏差法探究其权衡关系，最后通过冗余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解析权衡关系的自然-社会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粮食生产和气候调节服务值较高，同时水资源消耗和土壤污染负服务则比较严重，这些现象集中出现在东南部连片的耕地区域。AESs之间呈协同关系的区域占28%，AEDSs之间呈协同关系占的区域31%，而AESs与AEDSs之间呈协同关系的区域则占36%，这表明惠益型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往往与损害型负服务的负面成本在空间上存在重叠，这会对农业生态系统双赢管理和政策制定造成巨大挑战。社会-经济类驱动因素，特别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和道路基础设施对AES-AEDSs交互作用的影响程度远超过自然类因素。通过将损害型负服务明确纳入权衡分析框架，本研究为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尤其强调在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减少损害型负服务的过程中，重点关注人类活动和技术驱动型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全文链接：//doi.org/10.1016/j.apgeog.2025.103767